青岛地方党史知识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革命。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会后，代表山东党组织出席一大的代表邓恩铭，接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青岛，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青岛党团组织。1923年4月邓恩铭来青岛，遂于中共党员王象午取得了联系，并利用《胶澳日报》公开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对二大党章进行修改，将成立组织的人数由３人改为５人以下；党员不满５人的地方也要成立组织。根据三大新党章的规定，青岛开始筹备建立党组织。

1923年8月，青岛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青岛组建立，邓恩铭任书记。隶属于济南党组织领导。党的通讯联络点最先设在王象午任职的胶澳商埠工程课，后又改在进步青年丁祝华任教的中国青年会附设模范小学（今湖南路51号）。青岛党组织建立后，王尽美曾多次来青岛指导工作，并同邓恩铭一起介绍公立青岛国民小学教员延伯真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青岛党组织建立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至1924年６月，又有郭恒祥、孙秀峰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增至５人以上。７月，青岛党组织改建为中共青岛独立组，邓恩铭任组长，隶属中央，由中央委托济南党组织领导。1925年２月，青岛独立组改建为中共青岛支部，邓恩铭任书记。此时，青岛已有正式党员13人，候补党员11人。

青岛党组织从创建时起，就集中力量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展工人运动。利用发行刊物、创办书社、开办图书馆以及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为青岛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青岛党组织还积极发动和组织青岛的工人运动，深入工厂进行启发教育，提高工人的反帝意识。特别是教育改造圣诞会、组织发动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工人工会等，对青岛的工人运动走向高潮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青岛地方党组织组建的同时，青岛团的组织也在积极筹建中。1923年九十月间，时任青岛党组织书记的邓恩铭，就与胶澳商埠职业学校、电话局、四方机厂和海港码头的进步青年接触，通过赠阅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组建青岛团的组织培养骨干。邓恩铭在青岛的工作得到了团中央的充分肯定，团中央指派巡视员王振翼到青岛指导组建青年团的工作。期间，王振翼和邓恩铭一起，多次召集进步青年座谈，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团员，积极筹建青岛团组织。

1923年1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成立。邓恩铭任书记。支部下设三个小组，有团员12人。1924年10月，团青岛支部改建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地方执行委员会，下设４个支部，有团员20人。此后，团青岛地委在四方机厂、内外棉纱厂、职业学校等进步青年中组织发展团员，至1924年12月，青岛的团员人数已达33人。1925年１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动员全体团员学习贯彻党的四大会议决议，要求积极开展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并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团三大的决议，３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岛地方执行委员会。11月，团中央调关向应到青岛任团地委书记。这一时期，青岛团组织发展迅速，烟草公司、日商各大纱厂、胶澳中学等都建立了团的组织。从1925年12月到1926年１月，青岛团的支部由１个增加到８个，团员由21人发展到64人。

青岛团组织建立后，非常重视对学生运动的领导。1924年12月，团青岛地委以职业学校的团员、进步学生为主，联络胶澳中学、礼贤中学和台西镇小学的学生数十人，成立了“联络感情，研究学术，改造社会”为宗旨的新学生社。同时，还以台西镇小学和台东镇小学的进步学生为基础，成立了少年学会。从此，青岛的学生运动呈现出蓬勃活跃的局面。特别是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青岛团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团干部，成为运动的中坚力量。青年学生们在青岛团组织的组织发动下，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列，成立后援会、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募捐、抵制英日货等，参与斗争的热情很高，为青岛党的发展积蓄了后备力量。

王尽美（1898—1925），原名王瑞俊，字灼斋，山东省诸城市枳沟镇北杏村人。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被推选为一师北园分校代表，成为济南学生运动的重要领袖。1919年11月组织进步团体励新学会，并创办《励新》杂志，广泛宣传新思想、新文化。1920年9月与邓恩铭等在济南组织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于1921年春发起成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王尽美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2年1月，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６月回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从此，王尽美把主要精力倾注到山东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工人运动的组织。８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合并北方分部，中央调王尽美到北方部工作，并派往山海关和秦皇岛地区领导工运，参与领导了京奉铁路和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

1923年3月，王尽美调回山东，全面主持济南党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山东党组织发展迅速，济南、青岛、淄川、张店等地相继建立了党、团组织。期间，王尽美曾多次来青岛视察，指导青岛党的工作。同年６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国民党合作、推进国民党改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王尽美按照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与山东国民党著名人士王乐平一起帮助国民党改组。1924年１月，王尽美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孙中山委派为国民会议特派宣传员回山东宣传国共合作，开展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１月，王尽美又一次来到青岛，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召开国民会议的意义。在他的宣传和帮助下，青岛于1925年１月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并积极开展了国民会议促成运动。

国共合作的实现，有力地推动了青岛工人运动的发展。1925年春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岛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此时，王尽美因积劳成疾已患病多月，病情也日益加重，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与邓恩铭、李慰农一起继续领导了青岛的工人罢工运动。８月19日，王尽美因严重的肺病病逝于青岛医院，年仅27岁。

邓恩铭（1901—1931），原名恩明，字仲尧，化名黄伯云、佑民、又铭。贵州省荔波县人，水族。 1917年秋，邓恩铭因家计艰难，投奔在山东做官的二叔。同年10月，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恩铭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成为济南颇有影响的学生领袖之一。 1920年11月，邓恩铭和王尽美等人发起成立了“励新学会”，创办《励新》杂志，积极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1921年春，邓恩铭、王尽美发起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并同时作为山东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1月，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山东党组织创始人之一。

1923年春，邓恩铭来到青岛进行革命活动，致力于青岛的党、团组织的创建和工人运动。8月，邓恩铭与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任职的中共党员王象午取得联系，组建了青岛第一个中共党组织，邓恩铭任书记。由于邓恩铭的努力，青岛党组织发展迅速，至1924年秋，青岛党员人数增至５人以上，由青岛党组织改建为中共青岛独立组，邓恩铭任组长；1925年，根据中共四大修改的党章规定，改建为中共青岛支部，邓恩铭任书记。邓恩铭在创建中共青岛地方组织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建立了青岛团的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并任书记。

在青岛，邓恩铭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上。他深入四方机厂，通过帮助和教育，把带有封建行会性质的工人自发组织圣诞会，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青岛第一个工会组织；发动和领导了1925年四方机厂大罢工，建立了四方机厂工会和胶济铁路总工会；组织领导了日商纱厂工人三次大罢工，形成了青岛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第一次罢工高潮。邓恩铭的活动，引起青岛了青岛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1925年４月，青岛反动当局拘捕了邓恩铭。因罪名不成立，将其驱逐出境，并勒令不得返回青岛。之后，邓恩铭曾两次秘密返青，指导罢工，并把遭敌人严重破坏的青岛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从1925年8月至1928年初，邓恩铭在山东工作期间，曾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区委委员、山东区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等职务。

1928年２月，邓恩铭调回青岛，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7月又奉命调回省委，后在淄博负责党的工作。由于党内王复元、王天生的叛变，邓恩铭于1929年１月不幸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凌晨被敌人枪杀于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

在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下，青岛工人阶级从诞生时起就过着极端贫困、毫无民主权利的生活。为了争得生存的权力，工人阶级不断进行自发斗争，并建立了一些行会性质的群众自发组织。四方机厂圣诞会就是为了争得工人的生存权力，由四方机厂的进步工人自发组织起来的。

四方机厂是当时青岛最大的机械厂，有1520多名工人。1923年1月，进步工人郭恒祥、张吉祥、郭学濂等人，在“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才能为自身争得权益”的启发下，积极串联，将厂内的鲁班会、老君会、油匠会等小团体联络在一起，成立了圣诞会，有数百名技工参加。郭恒祥被推选为会长。四方机厂圣诞会确定的宗旨是：“崇敬祖师，互敬互助，提高工人人格，辅助路务进行”。四方机厂圣诞会虽然是仿照民间行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团体，但有鲜明的反帝意识，具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党组织决定对四方机厂圣诞会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和改造。

1923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派王荷波（化名满玉钢）来到青岛，与圣诞会领导人郭恒祥取得联系，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在王荷波的指导和倡议下，厂内徒工和技工都积极参加圣诞会组织，会员由数百人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并办起了工人图书室和工人夜校。郭恒祥还接受了王荷波提出的“维护工人的利益，团结一致，与统治者抗争”的建议。在王荷波、邓恩铭、王尽美等人的帮助教育下，郭恒祥等圣诞会领导人的觉悟不断提高，诚心接受党的领导。圣诞会成为党领导下的青岛第一个工会组织。

改造后的圣诞会，在党的领导下，努力为工人谋利益，多次取得斗争的胜利。圣诞会的影响迅速扩大，有更多的工人纷纷要求加入圣诞会，郭恒祥等圣诞会的领导人斗志日盛。1924年2月，郭恒祥作为胶济铁路工人代表，出席了全国铁路工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四方机厂圣诞会的迅速发展，引起胶济铁路当局的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寻机破坏。8月，胶济铁路管理局下令强行取缔圣诞会。

圣诞会虽然只存在一年零八个月，但却有力地推动了青岛工人运动的发展。在圣诞会的影响下，青岛其它各行业工人纷纷觉醒，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压迫。

1925年，在中共青岛支部的领导下，青岛工人运动出现了高涨的局面。特别是党领导的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重要的一页。

1925年初，胶济铁路管理局发生了山东地方势力派和江浙派争夺局长职位的内讧。为了争取工人的利益，青岛党组织和正在青岛巡视工作的山东地委书记王尽美决定，利用这次两派争权夺利的有利时机，发动全路员工和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2月初，青岛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在四方私立小学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发动四方机厂工人参加罢工，并派傅书堂等５人为代表与路局山东派谈判罢工条件。随即，青岛党组织按照邓恩铭、王尽美的指示，由党团员和工会活动分子在四方机厂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宣传队和纠察队，分头做好组织发动工人罢工。2月8日零时，在山东地方势力派的操纵下，胶济铁路全线员工举行大罢工。工人们用枕木钢轨封锁铁路线，司机熄灭了机车内的炉火，各段各站全部停止工作，整个胶济铁路完全瘫痪。３天后，山东地方势力派获胜，胶济铁路恢复通车。

此时，四方机厂的罢工斗争仍在继续，青岛党组织乘势进行广泛宣传和公开组织工人参加工会。罢工到第七天，路局警务处长带领路警到厂镇压，胁迫工人复工，被工人们严词驳斥退出工厂；罢工坚持到第九天，路局终于答应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在这种情形下，党组织根据斗争的实际情况，认为只要能答复条件的60％就是胜利，遂决定第二天复工。2月18日，四方机厂全体工人召开大会，庆祝罢工胜利，有1500余名工人参加了工会。并在四方机厂工会的基础上，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丁菊畦、李俊泽被推选为正、副委员长。总工会下设青岛、高密、坊子、张店、济南和四方机厂6个分会。四方机厂工人罢工，对青岛工人运动影响很大，又有内外棉纱厂、啤酒厂、铃木丝厂及水道局、电话局等相继成立了工会。同时，中共青岛支部根据工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决定成立四方工人联合会，派党员孙秀峰、李春荣等人参与指导。青岛工人运动开始走向高潮。

青岛国共合作实现后，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向前发展。中共青岛组织利用革命的有利时机，发动日商纱厂工人三次大罢工，掀起了党领导下的青岛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日商纱厂工人第一次同盟大罢工。1925年，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在得知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举行罢工的消息后，备受鼓舞，迫切要求组织工会，改变现有状况。中共青岛组织因势利导，派四方机厂工人领袖郭恒祥和工会积极分子，分头深入到大康、内外棉、隆兴等日商工厂，创办工人夜校，培训工运骨干，发动工人同日本厂主作斗争。3月，大康纱厂工会秘密成立，会员很快发展到800余人。日本厂主得知后惊恐万状，于4月14日、18日派军警强行搜去会员登记名册；持枪闯入宿舍逮捕3名工会活动分子。全厂工人怒不可遏，提前关车以示抗议。中共青岛支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大康纱厂30余名工会骨干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4月19日凌晨，工人司铭章代表罢工委员会向日本厂主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并限厂主24小时内答复，否则将举行罢工。日本厂主置之不理，并准备调派警力进行弹压。工会遂决定提前举行罢工。当晚，全厂5000余名工人按照罢工委员会的命令举行了大罢工。工人们紧密团结、不畏强暴，向日本厂主和前来镇压的军警示威。

大康纱厂工人的罢工运动，得到全市工人阶级的积极支持。当天，就有四方机厂1400余名开始怠工，以示声援。与此同时，青岛各大纱厂亦闻风而动。内外棉、隆兴、钟渊等日商纱厂也加入到罢工的行列。铃木、富士纱厂的厂主，为了阻止工人罢工，采取了提前宣布停产，遣散工人的手段。至４月底，日本在青岛的６大纱厂20余万枚纱锭全部停止了运转，所有日商纱厂、丝厂的近２万工人都参加了同盟大罢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一次同盟大罢工实现。

持续半个多月的罢工，使日本资本家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５月６日，日商六大纱厂厂主发表书面声明，只要工人答应停止罢工，“将给予特别优厚条件”。5月９日，罢工工人代表向日本厂主提出９项复工条件，日本厂主签字同意。５月10日晚10时各大纱厂复工。坚持了22天的第一次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日商纱厂工人第二次同盟大罢工和“青岛惨案”。5月10日工人复工后，日本厂主首先发难，不履行已签订的９项条件，强行开除了包括司铭章等50余名工会代表，并伺机破坏工会组织。5月２４日，工会获悉胶澳商埠警察厅要派人到大康、内外棉、隆兴3家纱厂摘掉工会牌子，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如果工会牌子被摘，三家工厂同时停工”。5月25日下午3时，胶澳警察厅长陈韬亲率保安队员300余人，强行将大康、内外棉、隆兴3家纱厂的工会牌子摘掉。三家工厂的工人遵照工会安排，不到一小时就全部关车罢工。工人们的愤怒和斥责，使警察厅长难以脱身，不得不把工会牌子重新挂上。工人罢工的又一次胜利，使日本厂主大为恼火。大康纱厂的日本厂主想以关闭工厂威胁工人。工会闻悉后，按照早已研究好的对策，将日本厂主驱逐出工厂。此时，内外棉和隆兴纱厂工人得到消息后，决定停工支持大康工友罢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二次同盟大罢工形成。

之后，日本以“如不能取缔不法之暴动，则日本出于自卫，实属势所当然”相威胁，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及胶澳当局从速镇压罢工。胶澳督办温树德，根据北京政府和山东督办张宗昌的命令，立即制订了屠杀工人的计划，并下令“以严厉之手段，作最后之解决”。28日晚，温树德命令戒严司令部、保安队、渤海舰队，调集陆军、保安队、海军陆战队共2000余人，包围了大康、内外棉、隆兴3家纱厂及工人宿舍。29日凌晨，军警冲进工厂，强令工人退出车间。当内外棉纱厂工人拒绝出厂，与海军陆战队发生冲突时，士兵们根据温树德“打死人不要紧”的命令，向工人开枪。一时枪声大作，死伤遍地……其它纱厂的工人处境更为悲惨。据统计，在这场惨案中，工人被当场打死8人，重伤17人，轻伤无数。司铭章、李敬栓等75名工运骨干被捕，3000多工人被押解原籍。此外，被日人暗杀、活活抛入海中或闷死在地沟的不知其数。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它和次日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史称为“青沪惨案”。

日商纱厂工人第三次同盟大罢工。青岛纱厂工人第二次同盟罢工被镇压后，日本厂主勾结胶澳当局，加紧迫害工人。他们终止复工协议，取消工人经过斗争获得的少许权益，并大批开除老工人……仅40天，大康、内外棉、隆兴３家纱厂就裁减人员3000多人。1925年六七月间，日本厂主又命令工人重新登记，要求工人书面保证“不参加罢工、绝对服从厂规”。大康纱厂还无故将一名12岁的童工打得不省人事。日本厂主的暴行，再次激起工人们的愤怒，全厂工人经过研究提出10条要求，限日本厂主4小时内答复，否则罢工抗议。日本厂主不予答复。于是，大康纱厂工人遂联合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工人于７月23日举行了第三次同盟罢工。

日本厂主根本不理睬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而是通过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再次派兵镇压罢工。7月25日，山东督办张宗昌来到青岛，在日本厂主、亲日派商贾摇唇鼓舌和贿赂的作用下，决定再次用武力镇压罢工工人。26日，张宗昌命令其后方司令尹锡吾率领大批军警，包围了四方机厂厂房和工人宿舍，捣毁了四方机厂和各纱厂工会，逮捕了四方机厂工人纠察队队长等14４人，中共四方支部也遭到破坏，书记李慰农被捕。与此同时，地方当局还在全市实行戒严，疯狂搜捕在五卅运动中“闹事”工人、学生。26日和27日两天内，就有数十人被捕，近百人受通缉，600余人被迫逃亡，8000多名纱厂工人完全失去自由。这期间，《青岛公民报》在鼓舞罢工工人坚持斗争，推动各界急起援助起到了号角的作用。主笔胡信之反帝反军阀的言行，深为帝国主义和地方反动派所忌恨，遂将其杀害。同时被害的还有李慰农等人。在中外反对派的勾结和血腥镇压下，日商纱厂工人第三次同盟大罢工失败，工人被迫含泪复工。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虽然被发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去，但它在青岛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李慰农（1895—1925），原名尔珍，化名王伦。1895年生。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人。1915年考入芜湖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改名李慰农，立志为振兴中国的农业奋斗终生。五四运动时期，李慰农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成为芜湖学生界的领袖之一。1919年秋他同蔡和森、向警予等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1922年6月，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李慰农被中共旅欧组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3年11月，李慰农等被选派赴苏俄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翌年，国内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李慰农因工作需要提前回国。他按照党的指示，以胶济铁路总工会宣传指导员身份，被派到山东地委工作。1925年４月，青岛日商纱厂大罢工爆发，青岛党组织负责人、罢工主要领导人邓恩铭不幸被捕，山东地委决定派李慰农以中共青岛地委书记的身份到青岛，接替邓恩铭领导青岛党的工作和工人罢工斗争。

李慰农来青后，立即深入到工人集中的四方区领导罢工斗争。在党的发动和组织下，青岛日商纱厂第一次同盟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为了迅速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李慰农于５月中旬，在四方建立了中共四方支部并任书记，发展数名工人运动的骨干加入党组织。他在主持青岛工作期间，共青团青岛地委进行改选，基层团组织得到加强，更多的工厂成立了工会……５月至７月间，李慰农亲自领导了日商纱厂工人第二次、第三次同盟大罢工。特别是“青岛惨案”发生后，中共四方支部立即派党、团员分赴青州、济南、上海等地宣传青岛惨案真相，并通过胶济铁路总工会和青岛学联组织成立了“青沪惨案后援会”。

７月，卖国军阀张宗昌，在收受日本厂主贿赂后，亲自指挥军队封闭了胶济铁路总工会和沪青惨案后援会，捣毁了四方机厂和各纱厂工会，逮捕工会会员和工运骨干。随后，李慰农等也不幸被捕。敌人对李慰农用尽酷刑，但他始终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更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7月2９日，李慰农被敌人枪杀于团岛，年仅30岁。李慰农是青岛牺牲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大革命失败后，山东党组织曾多次遭到党内叛徒的破坏，特别是王复元、王用章的叛变，给党组织造成巨大损失。为了捍卫党的事业，山东党组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与叛徒进行了坚决斗争。

1928年底到1929年初，曾在省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山东早期共产党员王复元与其在省委担任要职的胞兄王用章（后改名王天生）相继叛变，并纠合一小撮叛党分子，成立了清共委员会和捕共队。由于王复元、王天生曾担任过省委的重要职务，对全省的组织状况非常了解，致使省委、省学联和团省委等机关的负责人及当时在济南的淄博地区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等10余人遭到秘密逮捕，山东党组织损失惨重。

为了避免党组织遭受更大的破坏，党中央决定对山东各地干部进行调整，将王复元、王天生认识的干部调离山东。并指出“目前山东工作，解决叛徒是中心问题，叛徒王复元一定要解决，否则，山东的工作没有出路”。随后，中央制定了锄叛方案，委派张英等人执行这一任务。时隔不久，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共青团山东省委机关又一次遭到破环，临时主持山东省委工作的武胡景、新任团省委书记宋占一等相继被捕。王复元还从未烧尽的省委文件中发现了中央派往山东锄叛人员的住址，将张英、王昭功等12人逮捕。中央的锄叛计划也因此受挫。

张英被捕后，敌人对他用尽酷刑，但他威武不屈、坚不吐实。之后，张英机智脱身，潜回青岛寻机锄奸。此时，国民党势力已影响青岛，王复元又紧跟其后，与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和公安局取得联系当上捕共队长。这一时期，由于叛徒告密，省委书记刘谦初夫妇、秘书长刘晓波夫妇等8人在济南先后被捕，省委以及省委驻青岛的两处机关也都被敌人破环，铲除叛徒已刻不容缓。

1929年７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在青岛组建后，立即与青岛市委展开锄叛工作，并决定派农民出身的党员王科仁与张英一同铲除叛徒，并派与王复元有交往的徐子兴打入敌人内部协助锄叛工作。先是对被王复元胁迫投敌变节的丁惟尊进行惩处，由丁惟尊的妻子傅玉真协助张英在青岛滋阳路口将其枪决。王复元得知后吓得逃回了济南，后因有事又潜回青岛。徐子兴得知王复元返回青岛的消息后，立即报告，省市委立即决定安排张英、王科仁跟踪王复元。16日傍晚，当王复元到山东路（现中山路）新盛泰鞋店取定做的皮鞋准备离开时，张英、王科仁突然出现并迅速将其击毙，为党组织铲除了叛徒。

1929年４月，国民党政府接收了青岛。此时，工人的苦难加深，反日的情绪高涨，加之青岛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加速了青岛工人运动复兴的进程。1929年夏，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青岛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反日同盟大罢工，也称青岛“民国十八年大罢工”。这次罢工主要以青岛纺织业工人为主体，历时４个多月，参加罢工人数超过２万人。从７月份开始，工人罢工相继掀起了三次浪潮。

工人罢工的第一次浪潮。7月18日晚，铃木丝厂厂主在日本总领事馆授意下，以3名工人回厂迟到为由将他们开除，同时被开除的还有6名工人积极分子。对此，工人们组织起来进行抗争，要求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但遭到厂方拒绝。随后，全厂进入怠工态势。19日晚，工人拒绝接受调停方案，仍坚持要求厂主撤销开除工人的命令。无奈之下，铃木丝厂宣布关厂停业。与此同时，华祥和山东火柴厂也因厂主开除工人，经调解无结果宣布关厂停业。青岛日商６大纱厂工人也群起声援，酝酿联盟总罢工。情形之下，日本总领事馆向国民党当局照会并指出：如罢工继续将举行日本纱厂联盟关厂。7月21日，青岛６大纱厂同时被宣布关厂。青岛党织组因势利导，发动工人由停工转为罢工，坚决与日本厂主斗争到底。

工人罢工的第二次浪潮。日商纱厂联盟关厂后，国民党当局以调解为名，不顾出卖工人的利益，与日方达成了“保证工人严守厂规，取缔不良分子”的协议。日本厂主遂于７月24日宣布开工。复工后，工人愤懑情绪难以平息，又陆续开始怠工、停工。至８月初，青岛日商６大纱厂全面停车，再次造成罢工态势。为了支援日商纱厂工人的斗争，中国华新纱厂、四方机厂、丝厂、木厂和火柴公司的工人也相继参加了罢工。霎时，反帝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8月4日，全市日厂5000名失业工人集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工人罢工的第三次浪潮。日商纱厂连续多月关闭，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迫不及待地准备强行复工。在大康纱厂复工前，日本厂主散发传单、张贴布告，鼓动工人上工。11月20日晨，厂内鸣笛开工。此时，罢工的工人并不响应，而是迅速组织、集结了4000多人，在四方大庙召开誓师大会并组织冲厂，打击了日本厂主强行复工的企图。钟渊纱厂日本厂主新招收900余名工人于11月15日秘密开工。大康纱厂强行复工遭冲击后，参加罢工的工人才发现工厂已经开工，遂于22日集结了800 余工人包围了钟渊纱厂。随后，富士、宝来的工人也赶来助阵。钟渊纱厂秘密复工的阴谋也遭破产。

这次日商工厂工人大罢工影响重大。至1930年底青岛又相继有40余家工厂发生近百起工潮，参加斗争的工人3万人次，掀起了青岛工人运动的第二次高潮。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正式成立。它与“社联”“剧联”等革命文化团体，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左翼文化组织共同团结进步力量，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成就辉煌，影响巨大，中国文学史中曾将这一时期称为“左翼十年”。它是“五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扬广大，又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先驱。

青岛的左翼文化运动也有着卓越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1932年春，在中共青岛市委的领导下，地下党员王弢、俞启威等组织部分进步学生秘密成立了青岛新文学研究会（即青岛“左联”）。同年10月，中共党员乔天华调来青岛，任中共青岛市委青年委员兼青岛左联党代表，与中共青岛市委宣传委员俞启威一起领导青岛左联的工作。随后，发展了王涛、周浩然、于黑丁等一批具有坚定信仰的文化战士加入青岛左联组织，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初，青岛左联组织成立了进步文学社团——汽笛文学社，公开出版了文学月刊《汽笛》，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共青岛党组织给予极大支持，派乔天华亲自指导《汽笛》的编辑工作。与此同时，青岛左联还成立了海光文艺社，建立了荒岛书店，团结了一批当时有名望的作家、学者，如王统照、老舍等，以及臧克家、于黑丁、王亚平等许多文学新秀，成为青岛新文学的拓荒者，并新开辟了一块文化绿洲，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32年４月，中共青岛地下党组织成立了“海鸥剧社”，俞启威等人组织排练了话剧《月亮上升》和《工厂夜景》，首次出演即大获成功，观看演出的青大学生深受鼓舞。秋，“海鸥剧社”又排演了《一致》和《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话剧，极大地激发了爱国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1933年春节期间，俞启威、崔嵬等剧社成员，还深入到崂山农村，用地方话演出了街头广场剧《饥饿线上》，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海鸥剧社”第一次尝试到农村为农民演出，在青岛戏剧史上开创了先河。

青岛的左翼文化运动，在培育革命文化工作者，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推进青岛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左翼作家创作的饮誉国内外的文学艺术作品，对青岛能在当时中国文坛占据一席之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卢沟桥事变后，青岛党组织尚未恢复。以山东大学为中心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岛地方组织，自觉担负起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的重任。

1937年４月，民先青岛地方组织成立。日本占领北平后，民先全国总队部、北平队部以及北平学联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学生向后方撤退，到内地发动抗日救亡运动。8月，大批流亡学生撤到天津。因津浦铁路不通车，学生们纷纷从海路到达山东，在掖县、烟台和青岛等地下船，再改乘火车、汽车前往济南。民先青岛地方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李欣等，也随北平南下的学生返回青岛，同青岛民先队员一起，团结在校学生和社会进步人士开展救亡运动。先是组织成立话剧团，排演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激发和鼓动人民群众起来抗日。又是组织成立歌咏队，教唱流亡歌曲，并抓住国民党青岛当局组织防护训练班的时机，在市内和郊区毕家村一带向市民和农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发展民先队员。

9月，民先全国总队部负责人李昌到济南传达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决定正式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东省队部，统一领导山东省和平津流亡学生中的民先组织。为加强同民先山东省队部的联系，李欣等赴济南向省队部汇报了青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返回青岛后，他们将带回的关于游击战争和游击战术等方面的资料推荐给山大的同学们阅读，并极力鼓动在校学生反对学校内迁，争取留在敌后打游击。青岛民先组织还邀请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的邹作华来校讲授游击战术、组织学生对进驻青岛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的将士们进行慰问。与此同时，李欣还与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项乃光接上组织关系，并着手在山大建立党组织。从1937年7月至10月底，青岛民先组织十分活跃，极大地激发了青岛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很多工人和觉悟起来的百姓拿起武器随部队奔赴前线，抗击日寇。

民先青岛地方组织的建立，不仅使青岛救亡运动纳入共产党的领导，也为以后青岛党组织的重建及在崂山建立抗日游击队打下了基础。

崂山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开展游击战，周边村庄群众的政治基础也相对牢固。1937年11月中共青岛市委重建后，为了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决定在崂山组织一支规模较大的抗日武装力量。计划成立４至５个中队，第一中队在浮山后、沙子口、登瀛等沿海地带；第二中队在桃林、北疃、大北曲一带；第三中队在沧口附近的十梅庵、娄山后、大枣园一带；第四中队在毕家村、蓝家庄一带。通常所说的崂山抗日游击队，即指崂山抗日游击队第四中队，是在青岛民先组织的基础上成立的，约有六七十人，其中50多人是山大民先队员，时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的陈振麓兼任队长。

崂山抗日游击队，在中共青岛市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与顽固势力进行斗争和争取武装联合抗日的工作。其时，武器装备十分缺乏，筹集武器和军需物品成为市委和队员的当务之急。原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成员孙殿斌的武装（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十六支队第二纵队）趁机游说，以合作为手段，以武器为诱饵，企图将崂山抗日游击队吞并。按照市委的指示，崂山抗日游击队与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及时识破他们以发给队员枪支弹药为幌子，实际要强行整编崂山抗日游击队的阴谋诡计，在游击队员们据理力争，毫不妥协的抗争下，迫使孙殿斌放弃了吞并的企图。

1938年１月10日，日本海军在崂山的山东头强行登陆。日本陆军第五师团也在1月9日占领潍县。紧急情况下，中共东北军工委决定，由青岛市委率领崂山抗日游击队前往诸城，与被争取、并已先前转移到诸城蔡晋康的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组成高密游击队第四中队。高密游击队第四中队，名义上属蔡晋康部，实际是中共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队伍。此时，中共青岛市委与高密游击队工委合并，组成中共鲁东南工委，伍志刚任书记，邹鲁风、王景瑞、陈振麓、李欣等人为委员。同年2月，由于蔡部反动分子制造事端，中共鲁东南工委带领全队108名同志，冒着大雪向徐州转移。随后，根据中央长江局的指示，伍志刚、邹鲁风等及被转移到徐州的队员，分别安排到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万毅部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工作。

青岛在抗战之初建立的崂山抗日游击队，虽然存在时间较短，发展的规模不大，但它较早地举起了抗战义旗，把青岛的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上第一个高峰。

抗战爆发后，一直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李肇歧，利用国民党训练民众之机，当上了乡训练壮丁的大队长，控制了一批武器。

1938年3月，在青岛市区、即墨县城相继沦陷时，李肇歧已人枪具备，随即在即墨县李家西城村王家茔建立起一支约200人的抗日队伍，命名为“即墨抗日独立中队”，李肇岐任中队长。

即墨抗日独立中队成立后，随即进入崂山脚下，在崂山周围开展抗日活动，消灭汉奸、土匪。他们坚持抗日，保护百姓，崂山周边的进步知识分子、农民等纷纷前来投奔，一个多月的时间，队伍就发展到五六百人。随后，李肇歧与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的孙殿斌部合作，将队伍编为孙部第四支队。

1938年6月，李肇岐乘日军换防之机，带领第四支队一举攻克即墨城，缴获枪支弹药一宗，并在募集到部分粮款后转入到农村。此后，这支独立中队发展迅速，队员已发展到千余人。这时，国民党游杂武装十分妒恨，驻青岛日军也对其恨之入骨，不断派飞机进行轰炸，独立中队的处境非常危险。为了保存武装力量，李肇岐当即率部转移到即墨西北，又开赴平度的古岘、冷戈庄一带。后又与孙殿斌部脱离关系，改编为国民党鲁东行辕特务团。与此同时，李肇岐设法与胶东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中共胶东特委派党员王云九到特务团，被安排做团政治部工作。王云九在全面了解特务团情况后，立即向胶东党组织作了汇报，并决定将引导这支部队走上革命道路。随即，他与李肇岐一起着手部队起义的准备工作。就在此时，国民党鲁东行辕主任由卢斌接任，他对李肇岐的历史有较多了解，在察知李肇岐的起义计划后，卢斌立即调动姜黎川、纪淑和等6支部队，分别从即墨、莱阳、平度、胶县等地压来，对李肇岐的特务团进行“围剿”。中共胶东特委军事部闻讯后，派一个营的兵力赶来接应。在突围中，李肇岐知已知彼，面对比自己的兵力多出十几倍的强敌，镇静自若，在对战局进行分析和判断后，果断地选择了力量薄弱的纪淑和部防区为突破口。整个突围过程异常顺利，除了１营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的胁迫下乘乱哗变外，其余3个营900余人全部冲出包围圈，胜利到达根据地黄县香坊村。

1939年2月1日，这支部队被命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六十五团，李肇岐任团长，王云九任政委。从此，他们又踏上了保卫胶东根据地的征程。

在青岛地区武装抗日的斗争中，大泽山抗日根据地规模较大、范围较广，是胶东党领导的主要抗日堡垒。早在抗战初期，平度大泽山周边就已经出现了由共产党员乔天华、刘文卿等组织的抗日救国会，以及胶东特委建立的秘密党组织，他们积极发展民先队员，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为在大泽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939年初，胶东区党委派出李砚农、王溪等人充实平度工委的力量，并根据胶东抗战形势的需要，决定建立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年底，中共山东分局派黎玉到胶东视察工作，确定了胶东工作的第一步战略任务就是控制大泽山、崑嵛山，掌握东海、西海地区。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胶东区党委党政军机关陆续从蓬莱、黄县西移，并组织了200多人的工作队，集中力量在大泽山一带开展工作。为了开辟大泽山抗日根据地，胶东军区还在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下，同日伪展开激烈的争夺战。1940年４月，胶东军区司令员王彬率部围歼了驻在消水庄的顽军高玉璞部；胶东军区十三团打败了驻在北寺口的日伪军，开辟了大泽山北侧的部分地区。7月，五支队特务二营、南海独立营等也在与日伪的交战中取得了胜利，解放了大泽山周边的几十个村庄。8月10日，胶东部队又兵分３路，向投降派顽军张金铭部出击，并一举将张部摧垮，俘敌1500余人，缴获各种枪炮1300余支。自此，整个平度北部地区都获得了解放，抗日民主政府、县大队、区中队、村自卫团等相继成立，许多村庄也都建立了村政权。至1940年底，胶东区党委西海地委在大泽山成立，标志着大泽山抗日根据地正式建成。

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建立，粉碎了日伪及投降派妄图侵占整个胶东的阴谋，特别是在反“扫荡”和反“蚕食”，开展游击战，进行经济斗争和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打击了日伪和反动分子，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壮大了抗日力量，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武装斗争。同胶东其它根据地一样，是抗日战争的力量源泉，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柱，是攻不破、摧不毁的铜墙铁壁，是培养干部、输送干部的基地，是人民战争思想的具体体现。

抗战爆发后不久，日寇侵占了整个胶济铁路线，并沿青烟公路占领了烟台、福山。与此同时，驻青日军第五师团的部分力量联合驻平度的日军共600余人，分两路合击莱阳，妄图一举消灭抗日力量，攻占莱阳，打开整个胶东大门。

1938年３月16日，中共莱阳县委得悉东犯的日寇占领了平度县东部重镇古岘后，立即指示民先组织做好群众的发动工作，并准备在与平度交界的小沽河东岸阻击敌人，由县委负责人王军光亲临指挥。随后，根据县委的指示，莱西的花园头、水丰、兴隆屯等村的民先队员和群众迅速组织起来，在七岌河东岸修战壕、固工事，拆毁小沽河东段的大桥，并在东岸安装上土炮。

３月17日拂晓，日寇的汽车从小沽河西岸驶来，发现桥已拆毁，便让士兵们下车涉水过河。这时，只听一声“打！”，河东岸民先队的土枪、土炮一齐射向敌群，直把日军打得退回西岸。败下阵的日军又在西岸重新组织火力，疯狂地扫射和炮轰。情形之下，王军光率民先队员先撤回距小沽河３公里的花园头村，准备选定村西南的一大片坟地作战场，利用地形优势与敌人进行血搏。上午9时，300多名日军分三路向花园头村进攻。战斗打响后，由于敌人的火力极其猛烈，花园头军民虽数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伤亡较大，弹药也将用尽。于是，英勇的民先队员拿起铁锨、粪钩，同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展开了肉搏战。其中的共产党员更是身先士卒，他们有的用牙咬开敌人的手夺取枪支，有的将几个土手榴弹捆在一起甩向敌群，敌我交战的场面异常惨烈，花园头村已被浓烟烈火所笼罩，一批爱国民先队员倒在了血泊里。凶残的日军还闯入村子，放火烧了半个村庄，并对村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屠杀。整个花园头血案中共有69人遇害，日军死伤人数也很多。

莱西花园头战斗，粉碎了日军妄想轻易夺取莱阳、进而侵占全胶东的梦想。同时，它也打破了日寇是不可战胜的神话，充分显示了胶东人民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

丁笑秋、丁荣桂和丁荣秀是一母同胞的三姐弟，胶南泊里镇邱家庄人（当时属诸城县辖区）。姐弟仨自幼一起读书，志同道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积极组织抗日宣传，秘密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为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弟弟丁笑秋，自小就受到了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想的影响，少年时期便萌发了济世救国的思想。七七事变后，他辍学回家，亲眼目睹了国土的沦陷，无数百姓遭受蹂躏的惨景，时常和姐姐丁荣桂和丁荣秀谈论抗日形势和中国的前途命运。在丁笑秋的启发下，两姐妹决心与弟弟一起寻求救国之道。1938年冬，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进驻泊里，丁笑秋姐弟三人积极加入到抗日的行列，成为党在胶南泊里发展的第一批“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随后，她们又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起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9年２月，中共诸城五区委在泊里一带建立。随后，党组织将留在地委工作的丁笑秋等同志派回泊里。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丁笑秋把家作为党的“堡垒”和地下联络站，丁荣桂、丁荣秀两姐妹也积极配合做通母亲的工作，将县委妇女部长等人接到家里，并以姐妹相称掩护她们开展革命工作。７月，中共诸城县委在刘家庄（今胶南藏南镇）召开五区委扩大会议，指示区委要利用合法身份秘密开展工作，并调整和充实了党组织，任丁笑秋为区委青年委员，丁荣桂为区委妇女委员。按照区委的指示，丁笑秋以小学教师、校长等身份为掩护，秘密发展党员，进行抗日宣传。丁荣桂、丁荣秀也利用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建立“妇救会”和“儿童团”，有组织地开展抗日活动。丁笑秋还按照上级指示，以美术教师写生为名，将泊里及周边村庄的据点、碉堡以及兵力、地貌等军事情报绘制成图交给党组织。此时，丁氏三姐弟的活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怀疑。

1944年７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丁笑秋被捕。为了从他口中得到五区地下党组织的名单和八路军的军事情报，敌人对他使尽了酷刑，压杠子、灌汽油、用刀子劐开腿肚子搓盐，用烧红的铁锨烙胸背……丁笑秋宁死不屈，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你们休想从我的口中得到任何情况！”敌人气急败坏，又将丁荣桂和丁荣秀逮捕，并对她们进行威逼利诱。两姐妹临危不惧，坚不吐实。丧心病狂的敌人剥光她们的衣服，用烧红的铁锨烙掉乳房，割掉舌头。在三姐弟的勇敢和坚强面前，敌人无计可施，便开杀戒。1945年４月12日敌人将27岁的丁荣桂和24岁的丁荣秀活埋。两天后，21岁的丁笑秋又遭枪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战争，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一直在努力寻求和平建国的道路。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于10月10日与国民党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协议规定“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然而，蒋介石政府一面和谈，一面却在积极向东北、华北和山东等解放区进攻。在遭到了解放区军民的沉重打击后，不得不暂时放弃发动全面内战的企图。1946年1月，由国民党、共产党以及中国民主同盟等多个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同一天，国共双方共同颁发了实施全面停战的命令。根据停战协定，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和美国代表罗伯逊在北平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全面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

停战命令公布后，在胶东的八路军驻地和解放区军民仍不断遭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骚扰和袭击。济南军调执行小组决定在高密与国民党举行停战谈判，后因汉奸赵保原代表国民党方出面谈判，遭到共产党代表的怒斥，谈判无果。随后，胶济线也被国民党控制，成了他们蓄意进攻解放区的重点地带。国民党还单方提出将再次谈判的地点设在有国民党重兵把守的特别市——青岛。此时，中共方面的代表以民族大义、国计民生为重，同意前往青岛，希望通过谈判尽快结束战争，实现国内和平。

4月15日，青岛停战谈判正式开始。谈判主要内容是胶东停战和胶济铁路通车问题。谈判第一天，双方就胶东停战问题达成协议：“双方武装部队保持距离，脱离接触，互不侵犯”，并决定第二天举行签字仪式。16日清晨，国民党特务有预谋的鼓动1000余名流窜于青岛的地主、恶霸以及流氓分子，包围了中共谈判代表居住的饭店，并向中共代表发难。由于国民党蓄意捣乱破坏，胶东停战协议没有签字生效，有关胶济铁路通车问题根本没有商谈。17日，中共方面的代表愤然离青。青岛停战谈判无果，再次暴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丑恶嘴脸。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华中局北上与山东分局合并，成立中央华东局，统一领导山东、青岛党的工作。原山东分局城工部改为华东局城工部，主要领导济南、青岛、徐州和连云港等城市的工作。为了加强对青岛工作的指导，1945年12月，华东局城工部副部长王见欣携带华东局书面指示来青岛，在市委驻地即墨孙家沟召开会议，重点传达了华东局的3条指示：一是停止向青岛进军，重新组建青岛市委；二是市委组成后，由原山东分局直接领导改为由胶东区党委领导；三是提出市内工作要遵循“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郊区工作要发动群众，开展反霸肃奸斗争等。会后，青岛市委贯彻上级指示，及时调整思路，把工作中心放在了市郊崂山地区，市委机关工作人员也陆续进驻解放区崂山傅家埠开展工作。

1946年3月，华东局城工部派副部长王尧山来青岛，在指导和检查市区的秘密工作后，重点提出以下问题：一是地下党组织在市内的群众基础薄弱；二是党组织设在解放区，领导地下工作不适应；三是市内的地下工作人员隐蔽性不够；四是斗争策略和方法还不够灵活等等。按照华东局城工部的意见和建议，市委决定将机关从傅家埠迁回即墨孙家沟，集中精力领导市区的秘密工作。月底。青岛市委移住孙家沟，并在这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全面检查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分析了形势，确定青岛党的地下工作要以秘密工作为主，坚决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会议还提出：市内的各项工作要深入群众，转变工作作风，努力巩固现有工作基础，力求有新的发展；党员要职业化，要和群众广交朋友，同时还要加强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会议还制定了关于整顿市内党组织，以及工人、学生和市郊等工作方针和政策。这次孙家沟会议，对青岛地下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对青岛的各项工作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是青岛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

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原会议，决定对收复区专科以上毕业的学生、中小学教职员和在校中等学校的学生进行甄审。同时还制定了甄审办法，规定未经甄审和甄审不合格者，各校不得聘用或毕业。此次甄审是对广大师生在政治上的侮辱，将不可避免的面临失学、失业和饥饿的威胁，引起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和拒绝甄审登记。青岛市委了解情况后，及时提出要广泛动员和组织教师参加斗争，扩大学生联谊会为教师学生联谊会，联合一切反甄审的力量，大造舆论和声势等等。随后，经过广泛的组织发动，青岛各校联合成立了高、初中毕业生联谊会，选派代表与市教育局展开交涉，拒绝登记甄审。

12月16日，全市有师生三四百人集会，正式宣布成立了青岛市教员学生联谊会，向国民党青岛当局提出了“争生存、求真理”和“甄审政府官吏”等要求，并决定组织学生进行反甄审宣传，呼吁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当晚22时，有一二百名师生分组上街张贴标语，遭到国民党青岛当局派出军警的殴打，有20多人被抓捕。文德女中教师费筱芝在江苏路和湖南路口张贴标语时，被军警开枪打死。随后，激愤的学生以“费筱芝惨案”为爆发点，在青岛市委的指导下，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有计划的组织罢课和声援斗争。青岛崇德中学、文德中学以及黄台路小学、北京路小学等率先罢课；青岛市立中学、礼贤中学等也相继响应，有5000多名在校生迅速参加到斗争的行列，其影响波及社会各界。至此，青岛的反甄审运动进入高潮，它对当时的全国性反甄审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面对波澜壮阔的反甄审运动和社会各界强大的舆论压力，国民党青岛当局被迫作出让步，市教育局也发出甄审登记延期的通告……

青岛反甄审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青岛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斗争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不仅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破除了抗战胜利后人们对国民党所存有的幻想，而且使学生骨干在运动中受到锻炼，并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为日后的学生运动奠定了基础。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挑起全面内战。美国政府也在支持和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因此，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成为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统治区内人民的首要任务。青岛是美国支持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重要军事基地。日本投降后，美军以协助授降、遣俘为由，陆续进驻青岛。继而，又以友谊、亲善等名义，在青岛设立军事机构和情报处。美军还以统治者的姿态，横行霸道，作恶多端，据统计，从1946年8月到1949年5月间，美军在青岛的行凶事件多达几百起，无故打死打伤居民110多人，青岛民众苦不堪言。面对无辜惨死在美军手下的中国同胞和美军在青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国民党青岛当局竟然不闻不问，激起青岛人民的强烈愤怒，在党的领导下，青岛的反美蒋斗争风起云涌。

青岛的第一次反美蒋怒潮是在国立山东大学爆发的。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北大学生的“沈崇事件”，一时激起北平学生的反美怒潮。消息传来，山东大学内群情激愤，部分进步学生发起签名活动，并组织召开了抗议美军暴行大会，强烈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大会还通过了罢课游行示威的决议，发表《告全市同胞书》等，开展声援北平学生的正义斗争。山东大学掀起的这次反美怒潮，唤醒了众多的学生，锻炼了学运的骨干，使山东大学成为反美蒋斗争的前沿阵地。

青岛的第二次反美蒋怒潮是因“苏明诚惨案”引发的。1947年３月的一天，在青岛的３名美军酗酒后与人力车夫苏明诚发生争执，并用刀将苏明诚刺死。惨案发生后，北平学运组织致函国民党青岛市政府，希望向美方强硬交涉，但结果却是推脱不管。山大地下小组决定，立即发动学生进行反美斗争。在青岛党组织的领导下，4月15日，山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决议通电全国各大学组织声援，并提出公开审理肇事凶犯，向家属道歉、赔偿等多项要求。随后，当山大地下小组获悉，校方将邀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校作演讲，立即组织草拟了《致大使书》，并在司徒雷登演讲时登台宣读，当众揭露了美国所谓自由、民主、友谊的虚伪性，用事实教育了广大师生。　　　

青岛的第三次反美蒋怒潮是山大师生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和强烈要求归还山大校舍而引发的。1948年６月，驻青美军为使占据山大校舍合法化，竟然提出要租借99年的无理要求，山大师生义愤填膺。地下党组织决定通过学生自治会，发动学生罢课3天，并在校园内游行示威。山大教职员也发表反对美军占据校舍的宣言，有99名教授在宣言上签名。学校还派人与美军交涉，严正拒绝美方的无理要求。慑于广大师生的压力，美军被迫改订租借期到1950年。

全面内战爆发后，由于物价飞涨，百姓不能维持温饱，全国各地陆续爆发了抢米、抢粮风潮。1947年5月，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成立，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政治口号，组织学生示威游行，并计划将于６月２日发动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罢课、游行。

中共青岛市委密切关注运动的发展。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山东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会议通过了致国共两党关于要求停止内战的电文和举行“六二”游行的决议，成立了“六二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这次行动。至此，山大校园内的斗争进入白热化，对话、辩论十分热烈，传单、签名、宣言、声明和抗议等贴满了民主墙……６月２日清晨，为了阻止学生参与“六二”游行，青岛警备司令部派兵将山大部分院部包围，设障碍堵塞学校大门和各交通要道，并在围墙上架起机枪，剪短电话线等，并对学生进行恐吓。学生们怒不可遏，一致要求冲出校门与国民党青岛当局斗争到底。面对这种情形，“六二行动委员会”立即召开在校负责人紧急会议，进一步研究对策，并派学生代表出校与警方交涉，但遭强行逮捕，一时校内群情大哗。当天下午，山大学生整队出校游行，他们义愤填膺，斗志昂扬，手挽手，高呼着口号并肩前行，并与前来阻拦的军警进行长时间的对峙。反对军警终于凶相毕露，手执凶器殴打赤手空拳的学生。据统计，在场遭毒打的学生有150余人，其中重伤者20余人。惨案发生后，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山东大学成立了“六二”惨案善后委员会”，起草《宣言》，向全国揭露和报告青岛“六二”惨案真相，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纷纷集会，谴责国民党的暴行，开展募捐和慰问活动。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青岛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

青岛发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有力打击，教育了群众，锻炼、培养了干部，唤醒和鼓舞了更多的学生勇敢地投入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战斗的行列中。

1947年8月间，蒋介石不顾在山东战场遭到的空前惨败，又制定了进攻胶东的“九月攻势”计划，企图在短时间内占领胶东，切断华东野战军与东北、华北的联系，断绝华东野战军后方接济，将华东野战军胶东部队消灭于胶东半岛，以抽调兵力回援中原。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九月攻势”，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胶东军区前线指挥部将和华东局协同指挥作战。随后，根据华东野战军总部和华东局的建议批准成立了东线兵团，由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兼政委，率领华东野战军第二、七、九、十三纵队和胶东地方武装，兵分两路，一路在胶东地区组织防御，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击溃敌人；另一路在诸城地区作战，预将进犯胶东的敌人战败后，迅速将两路兵力会合，待敌人调动回援时全部歼灭之。胶东保卫战自1947年8月初至12月底，历时近5个月，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8月初至10月初，东线兵团于平度城、水沟头等地发起内线阻击，一举占领了15座县城，歼敌1.12万余人；第二个阶段从10月上旬至11月初，东线兵团打下胶河战役后，迅速转入内线反攻，歼敌2.4万余人；第三个阶段从11月6日至12月下旬，东线兵团又发起胶高追击战，歼敌近3万人。

与此同时，胶东、渤海、鲁中解放区的广大党政军民，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援，特别是胶东解放区的军民，全力以赴支援作战前线，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是发动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保证野战军和地方武装有充足的兵源；二是组成运输队、担架队和拥军队，保证部队的战地抢运和抢救；三是组织敌后武工队，给敌主力军和“还乡团”以沉重打击；四是组织民兵、子弟兵团、远征爆炸队等地方武装，配合我主力部队作战。在各级党组织的广泛发动下，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同仇敌忾，成为胶东保卫战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胶东保卫战的胜利，不仅粉碎了蒋介石的“九月攻势”计划，打败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改变了山东战场的局势，同时对配合刘邓、陈粟、陈谢等外线部队作战，支援中原、华北战场起到了重大作用。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国民党军土崩瓦解，在国民党控制的青岛地区，刮起一股达官贵人南逃、工厂学校南迁之风，并有传闻说国民党当局已运来2万公斤炸药，计划在撤退前将青岛的港口、码头、铁路、水电以及一些重要工厂全部炸毁。山东大学的特务分子也配合青岛国民党当局，盗卖学校财产，筹集资金，并企图将整个学校南迁台湾。针对国民党青岛当局的南迁计划和破环阴谋，中共地下组织早有准备。首先发动了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特别是对一些中产阶级代表人物，开明绅士、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文化宗教界人士等进行宣传和引导，解除他们的顾虑，动员他们留下不走。青岛党组织还利用这些人的社会影响，让他们公开出面动员和号召工人、市民，组成合法的护厂队、护港队和护校团，全力保护青岛。

在青岛的护厂斗争中，党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发挥工人主力军的作用。青岛自来水厂地下党员组织发动各水源地工人成立护厂队；青岛电信局在市委领导下开展护局工作，确保青岛解放时电话、电报畅通无阻；青岛港地下党员组织二三十名码头工人，成立保护港口的“护青队”，对护港斗争进行周密部署；中纺青岛分公司经理范澄川利用合法身份，为保护分公司所属的８个棉纺厂和５个辅助工厂做了大量工作，他亲自召集各厂厂长和工会会长会议，公开号召和动员全体工人参加护厂斗争；四方机厂地下党员也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公开号召工人护厂，安排工人在车间轮流值班，确保工厂安全等等。至此，青岛市内大小千余家工厂，在青岛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都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参加了护市护厂的斗争。

在青岛的护校斗争中，山大地下组织根据市委指示，及时发出“护校就是当前中心任务”的号召。在学生自治会的带动下，全校立即掀起反南迁斗争的高潮。学生们举行罢课，在校内集会并游行示威，坚决声讨和反对学校南迁。与此同时，山大的护校斗争也全面展开，一些进步教授根据党的指示，团结学生，千方百计不使学校遭到破坏。1949年４月以后，青岛形势更趋紧张，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紧急召开应变座谈会，决定集中全校的人力、物力，成立应变委员会，后又经市委同意改为护校委员会。学校还成立了武装纠查队，派学生代表与校方谈判，要求校方确保学校和师生的安全。山大校长当即答复愿与学生合作。随后，整个校区被划入特别戒严区。一直到青岛解放，由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学校实行军管，整个山东大学，校产完整，秩序井然。

1947年9月至11月，国民党军对胶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胶东区党委指示青岛市委，要调动一切可能接近敌人和打入敌军内部的同志，获取敌人进攻胶东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等军事情报，以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按照上级的指示，青岛市委决定，由已经打入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二科的侯天民和打入谍报队的杨寅泉、肖宫等人组成情报小组，并建立联络站。侯天民通过他父亲的社会关系，顺利进入了国民党胶东作战兵团指挥部，任联络参谋。

此时，国民党胶东兵团作战指挥部总指挥范汉杰计划以6个整编师26个旅的精锐部队从青岛、即墨、潍县，沿胶济线东犯，企图打通胶济线东段，将胶东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封锁于胶东半岛。另以4个整编师，分别守于滨海、鲁中地区主要点线，配合胶东作战。范汉杰的这一作战方案拟好后，便命令他的联络参谋侯天民送交住在“励志社”的参谋们，将其拟成作战命令后下达师团发动进攻。侯天民没有想到这么顺利就拿到了作战方案，他立即将卷宗带进厕所，闩上门，将胶东作战方案和参战各部队番号以及作战任务都抄了下来，并将其藏好。当晚，侯天民将抄到的胶东作战方案交到秘密联络站并进行密写。为了尽快将文件送达，杨寅泉连夜起程，不辞艰辛，于第二天下午7时送交市委上报胶东军区。此外，侯天民等情报人员还获取了敌人的“对空联络密语”和“部话器通讯密语”等重要情报。针对敌人的作战方案，胶东部队迅速进行战略部署，主力部队巧妙地穿过敌战部署的空隙，转移到外线将敌人层层包围，由内线防御转入了外线作战。

由于胶东作战方案的及时截获，敌人在开始进攻胶东解放区时，我胶东解放军主力部队已迅速转移到外线，并层层阻击打援，内外夹击，给敌人以重创。胶东战役歼灭国民党军6.3万余人，蒋介石“三个月消灭胶东共军主力”的企图和重点进攻胶东的阴谋，宣告破产。在胶东反击战胜利结束后，胶东区党委和胶东军区对参与完成这次任务的情报小组的全体成员给予通报表扬并物质奖励。

1947年底，在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时，中共青岛市委通过已打入青岛海军接舰处的我地下情报小组，获取了敌海军在青全部电台的呼号表。因未有电台密码，所以我方无法掌握重要敌情，为此，青岛市委指示要想方设法获取敌军电台的机要密码。

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获取敌军机要密码的任务交给已打入“接30号”舰，任机要秘书的吴荣森和他所在的地下情报小组。电台密码是军事绝密文件，敌方管理甚严。而吴荣森所在的“接”字号舰电台一直未启用，所以，在他工作的舰上根本接触不到电台密码。为了抓紧时间完成任务，地下情报小组人员决定采取两种方法：一是由在海军修船所作统计工作的我地下情报人员董兆温，借到军舰上了解修船进度和生产动态的机会，想方设法获取电台密码并拍照带回。二是通过关系把吴荣森提升为电讯官，调到已启用电台的军舰上去，通过工作接触到密码。经过十几天的侦察，董兆温上舰始终未有机会。地下情报小组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法，即千方百计寻找关系提拔吴荣森任电讯官。接到上级的指示，吴荣森开始物色能提携他的重要人物，当他了解到敌海军基地司令部人事参谋是重要一关时，便通过各种关系与这个人事参谋认识，还与他的儿子成了朋友。后来，在他儿子的举荐下，吴荣森顺利的调到有电台的军舰上当上了电讯官。

为了尽快获取电台密码，吴荣森有目的的与基地司令部机要室的人员交往。一天，他在机要室看到了通知各舰领取新密码的文件，并了解到正在进坞改装火炮和电台的“庐山号”登陆舰也在这次领取密码的名单中。吴荣森立即找到这艘舰的机要秘书刘国华，利用他们是亲戚的关系，决定对他进行争取工作，启发和希望他看清形势，走光明之路。对“庐山号”舰的基本情况掌握后，吴荣森决定通过刘国华搞到电台密码。几天后，吴荣森又看到南京国民党海军总部通知，要求尚未领取新密码的各舰速去领取，逾期不发。机不可失，当吴荣森了解到“庐山号”舰舰长因军舰在外大修，害怕密码丢失不愿领取的情况后，立即决定让刘国华冒名领取。经过吴荣森的耐心劝说和开导，刘国华终于鼓足勇气，以舰长的名义写了介绍信，盖上了图章，同吴荣森一起获取了《陆军机要密码》、《空军机要密码》和《海军机要密码》。任务完成后，接舰处我地下情报小组受到胶东区党委的嘉奖，刘国华也被批准成为我地下情报人员。

1948年冬，胶东区党委指示青岛市委，尽快摸清敌人在青岛外围的防御工事情况，为解放青岛作准备。为此，青岛市委将这项任务交给已打入国民党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总务处二科、我地下情报人员任道治和他所在的地下情报小组。

任道治接受任务后，通过在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任少校秘书的哥哥那里，了解到敌方存有《青岛市外围军事防御工程部署图》（简称城防图）后，立即组织情报小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存放城防图的军事工程指挥部是个临时机构，人员都是抽调来的，内部一定比较混乱。如果在这种状况下获取城防图相对容易些，风险也小。另外，军事工程指挥部的上士文书秦大丰和任道治是同乡，若能争取过来，搞到城防图大有希望。于是，情报小组决定由任道治去做争取秦大丰的工作。

秦大丰老实厚道，不善应酬。任道治时常借口办公事，到李村去看望这个老乡，拉家常、叙乡情，对他进行形势和理想教育。通过多次的教育和启发，秦大丰的革命觉悟也在逐步提高，开始痛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向往全国解放的美好生活，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的前途。此时，任道治感到时机成熟，经党组织同意，他便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工作任务告诉了秦大丰。秦大丰十分痛快地表示愿意合作。于是，他们很快摸清了军事工程指挥部内部人员的活动规律和城防图的使用、存放等情况。周末的一天，工程指挥部大小官员不到下班时间，即乘车奔向市区。指挥部里只剩下秦大丰、值班参谋和一名勤务兵。夜幕降临，秦大丰约任道治来到存城防图的办公室，顺着他在白天已拔掉了插销的那扇窗户跳进去，顺利取出城防图。随后，两人迅速离开，连夜赶回情报站交给工作人员进行描绘。第二天清晨，任道治、秦大丰历尽艰辛返回到指挥部，将城防图放回原处。下午，描绘好的城防图由我地下交通员送交市委。

1948年９月，华东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发起济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序幕。24日，济南解放，华北、华东各解放区联成一体。人民解放军胶东和滨海部队乘胜追击，兵分三路，从东西北三面牵制青岛。驻扎在惜福镇的国民党陆军第三十二军二五二师七五四团团长方本壮看到国民党败局已定，主动在党组织地下关系的教育和帮助下，弃暗投明走上光明之路。

方本壮是我人民解放军地下关系段德华的故交。几年前，段德华通过方本壮的表亲、济南亨大号经理刘子珍与方结识。当他了解到方本壮不愿再为蒋介石卖命的情况后，决定出面对其进行策反工作，详细了解了方本壮对策动起义的态度，并通过济南市委向胶东区党组织转告。在胶东区党委统一安排下，青岛市委社会组组长衣吉民在南村接待了段德华等人，指示他们要做耐心细致的的工作，严守秘密，不可盲动，以防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为慎重起见，衣吉民让他们转告方本壮，一定要他本人来市委驻地面谈一次。方考虑到自己是正职，不便离队与党的组织联络，遂派副团长张德义前往市委驻地南村，与中共胶东行署参议员张渐九、青岛市委派驻南村公安分局的高相等共同研究了起义有关事宜。返回驻地后，张德义向方本壮作了汇报，两人对下一步的起义计划进行了初步研究。　　

此时，敌人对他们的行动有所察觉。1949年１月26日晚，张德义获悉敌人已将方本壮调军部任副参谋长，新团长将于次日一早来接替方本壮的职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两人当机立断，决定立即组织起义行动。当夜10时30分，方本壮等率领七五四团离开惜福镇，急速向北挺进。途中因被敌人发觉受到袭扰，先前被关押在卫生连的4个特务也乘乱逃跑，暴露了部队行动的意图。方本壮当即命令官兵边打边走。由于部队受到敌人的牵制，于拂晓时还未冲出敌防区，形势异常严峻。这时，方本壮、张德义命令全团以强大火力猛打猛冲，前锋部队很快冲破敌人阻截进入解放区，紧随其后的各路部队也在1月27日上午8时到达即墨店集，受到八路军即东指挥部人员的热烈欢迎。方本壮团的起义，在政治上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使青岛之敌惊慌异常，紧急在全市实行了戒严。

1948年秋，全国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青岛已成为国民党在华北所占领的一个孤立的城市。龟缩在青岛的国民党部队，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震慑下，如同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青岛地下党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进行了对国民党官兵的分化瓦解工作，引导和策动他们投诚起义。

黄安舰，原系日本海军军舰。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接收。1947年秋编入国民党海军第二基地建制。该舰为护航舰，配备官兵80余人。1946年以来，胶东区党委统战部、青岛市委和胶东军区政治部等，通过多条渠道在黄安舰上陆续发展中尉舰务官鞠庆珍、准尉枪炮军士长王子良、少尉枪炮官刘增厚和枪炮上士孙露山等人为党的地下关系，并团结争取了一批积极分子，准备伺机发动起义。1948年11月以后，青岛的形势日趋紧张，青岛国民党海军即将奉命南下，黄安舰也接到命令准备随队前往。获悉这一消息后，舰上鞠庆珍、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等人马上意识到形势紧迫，一致认为策动起义势在必行。此时，他们虽然分属不同的领导，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４个人围绕的共同目标都是策动起义。于是，他们承担起了组织起义的重任，成为舰上的中坚力量。

随后，鞠庆珍等4名骨干多次召开秘密会议，详尽周密地研究了起义的每一个环节，特别提出该舰重点部位人员的争取工作尤为重要。当鞠庆珍等人得知敌人将于1949年2月12日开始南撤的情报后，立即决定组织黄安舰起义，去向选定连云港。舰上安排刘增厚迅速上岸，将行动计划向党组织报告请示批准，并尽快与连云港方面取得联系。2月12日（农历正月十五），经过周密的安排，黄安舰上的重要部位全被控制，正副舰长也都被接上岸过节。晚21时，黄安舰起航，慢慢向外海移动。在航行途中，曾遇到美国军舰的查问，舰上官兵沉着稳定，迅速以信号回应““风浪太大，去避风”，巧妙躲过美舰。第二天凌晨4时许，黄安舰胜利驶达连云港。

中共新海连党政军领导和群众热烈欢迎黄安舰及全体官兵起义。此后，黄安舰被编入解放军新海连特区警备司令部海防大队，鞠庆珍任舰长。1949年8月，该舰从连云港返回青岛，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为沈阳舰。

1949年春，山东全境大部解放，只剩青岛、即墨及海上的长山列岛仍为国民党军所盘踞。其时，青岛驻有国民党正规军６万余人，另有13个自卫总队。为了保存实力，国民党青岛第一绥靖区司令刘安琪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决定从沧口到即墨设置三道防线，达到保存实力，延缓撤退的目的。1949年４月，随着《向全国进军命令》的发出，各路解放大军迅速出兵，向一切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大进军。山东军分区在接到中央军委“同意对青岛进行威胁性攻击”的指示，决定采取里应外合，迫敌撤退，保全城市的作战方针，立即发起“青即战役”，即向青岛市郊守敌发起进攻，摧毁敌人的三道防线。

青岛即墨外围战，即指灵山、上疃围攻战。灵山位于即墨城北，山上碉堡林立。5月3日华东军区警备四旅一部接到命令后，沿灵山东北侧迅速迂回到灵山南侧，对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守敌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摄于被歼，弃山南逃，灵山被收复。随后，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与从即墨城赶来接应灵山守敌的顽军相遇，经过１个多小时的激战，将敌大部歼灭。5月4日，人民解放军又向上疃守敌发起进攻。上疃是灵山至即墨一线的要冲，敌军外围防御的中心，防御工事坚固，火力强大。围攻上疃的战斗打响后，我人民解放军以攻坚和扰袭相结合的战术，连续４个昼夜最终攻克上疃，至此，青即外围战即告结束，敌人在即墨城外围设置的据点全部被拔掉。

摧毁敌人的三道防线。自5月26日开始，人民解放军向敌第一道防线——西起马山，经即墨城、盟旺山、莲花山、四舍山，东至海边发动全线攻击。当日拂晓前攻克了敌守阵地窝洛子据点，盘踞在据点里的敌人缴械投降；中午即墨城、盟旺山、马山、南泉、大庙山一线守敌全线溃退；下午全歼马山守敌，敌人第一道防线被摧毁。自５月27日开始，人民解放军向敌第二道防线——西起女姑口，经城阳、流亭，沿白沙河至东海边发动全线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当日晚，驯虎山敌据点就被彻底摧毁。随后，守敌设置在蝎子山、铁骑山和丹山上的据点也都全部被攻克，敌人第二道防线也被摧毁。随后，人民解放军3路大军开始直逼敌最后一道防线——西起沧口，经李村，至沙子口。6月1日东路部队攻占张村和沙子口；当日晚，中路部队占领李村。西路部队也沿铁路连克楼山4个山头，挺进老虎山……6月2日拂晓，残敌从沧口开始全线溃逃，奔向市区。至此，敌人“三道防线”被我军全部攻破。

1949年６月２日上午８时，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攻克水清沟南山敌据点后，开始向市区进军。为了避免战火对城市的破坏，我军按照尽可能不使用重型武器，力避同敌人进行巷战的要求，决定以大部队快速挺进的攻势，将青岛的残敌逼向海岸一带。此时，敌人被我军神速的推进吓得狼狈逃窜，不敢再战，遂被迫在美军（青岛）第七舰队的掩护下乘船南逃。中午12时，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入市区。欢腾的青岛工人、学生和市民们，载歌载舞，一起涌向街头欢迎人民子弟兵。他们手持彩旗，敲锣打鼓，高呼“欢迎人民解放军”、“庆祝青岛解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并把万人签名的锦旗献给解放军。当晚8时，刚刚宣告成立的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发出了呼号，美丽的青岛终于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数日后的《大众日报》曾报道：“青岛，国民党反动派在山东的最后一个据点，现在已经解放了。从此，山东境内无敌踪，山东全境获得解放，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继解放南京、武汉、南昌、西安、上海等大城市的伟大胜利之后的又一大胜利”。在解放青岛的当天，青岛市军管会、青岛市委进入市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也宣告成立，担负着保卫祖国的重任。

在解放青岛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忘记战斗在敌占区第二条战线上的那些忠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他们在我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怕流血牺牲，与垂死挣扎的敌人展开了不屈不饶的斗争。特别是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他们舍身忘死，以个人安危于不顾，搜集情报，瓦解敌军……，与敌人进行着没有硝烟的特殊的战斗，为解放青岛立下不朽的功勋。

青岛党组织从1923年8月成立，到1949年6月青岛完全解放，走过了26年的风雨历程。26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率领青岛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解放了的青岛翻开了新的一页，人民结束了受奴役、被欺凌的屈辱岁月，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进入建设的新时代。

青岛，是华北地区最后一个获得解放的城市。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随解放军进入青岛后，根据沈阳、济南等大城市接管工作经验，在对全市情况调查摸底，做好充分准备后进行接管的。人民解放军和入城接管干部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也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欢迎，为顺利接管青岛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9年５月24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向明、赖可可等11人组成，向明任主任委员。军管会是青岛市军事管制期间最高权力机关。

在解放大军挺进青岛之时，军管会率领首批参加城市接管的3000多名干部抵达沧口，分三批陆续进入市区。接管工作从６月２日开始，到同年９月底结束，先后接管了铁路、银行、邮电、自来水和港务局，以及中纺等大型工厂企业共493个，建立起国营经济，使国营企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成分。军管会还按照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有纪律地对国民党青岛市的行政、司法部门和单位实行了接管。

青岛的接管工作，按照中共中央“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方针，对所有单位分别对口接管并实行军事管制。在军管会的统一部署下，各军代表及工作队迅速进入接管单位，开始领导和监督被接管单位的一切活动。对旧的国家政法机关接管后，采取破旧立新的政策；对于官僚资本企业没收全部财产，原则上保留企业的组织结构，只进行适当调整，对企业人员实行“三原不动”，即原职、原薪、原制度不动的政策，以有利于企业的生产，得到了工人及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拥护，各项生产得到了及时的恢复与发展。另外，军管会还按照中央关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对国民党政府在青建立的一切外交关系不予承认，对美军在青岛占据的营房、军事设施、机场、码头等下令收回……